湖北日报:摒弃谩骂 但没有形成合力

17/07/12

  对拟出台的政策或法规有不同意见,并非一定要以谩骂、攻击来呈现。如果能够理性平和地提出问题、提供磋商思路,效果无疑会好得多。参与公共决策讨论的目的是促成决策的公正和规范,而非预设情绪、借机发泄。

  日前,武汉公布“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拟规定“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须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此举引发网上谩骂之声一片。

  既是面向全社会的“征求意见稿”,自然就有可商榷的空间,同时“拟对未婚妈妈罚款”也是一种误读。公众藉此发表不同意见、展开热烈讨论,无疑是促进此项规定更加公正妥帖的重要保证。不过,这种意见的表达、问题的讨论,也当力求秉持客观、公允的姿态,与社会管理者进行有效互动,达成决策共识,最终达到维护社会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目的。

  在对“医生减负”的话题持续关注多年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院长王承德委员首次将这个问题落实在了提案上。

  首先应有理性的态度。武汉市拟出台的这项规定,本身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且不说同已婚人士生育有违公序良俗、是对孩子极不负责任,想想那些严格遵守计生法规的家庭,还有那些刚出生就被遗弃的非婚生子女,对非法超生的盲目宽容,也是对守法者的不公。

  况且,对拟出台的政策或法规有不同意见,并非一定要以谩骂、攻击来呈现。如果能够理性平和地提出问题、提供磋商思路,效果无疑会好得多。比如一些专家质疑这项规定只处罚未婚妈妈而没有考虑到追究男方;对未婚妈妈罚款可能致堕胎或弃婴增加;罚款可能导致穷人更加窘迫等……这些理性思考的价值,远远胜过劈头盖脸的谩骂。

  其次应有公允的立场。参与公共决策讨论的目的是促成决策的公正和规范,而非预设情绪、借机发泄。其立场理应公正客观,尽可能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的确,“每一个人都有生育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理应建立在社会公共规则之上。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照顾的个人利益有许多,但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框架内,它最正义的选择就在于权衡利弊,确定资源的优先顺序,最大可能地保证公平。眼下,无论是从社会资源的预判、社会正义的保持、国家政策的严肃性上看,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者征收抚养费”无疑都是有其正当性的——绝大多数人严格遵守计生法规,有的人却生育三五个甚至更多孩子,显然不公平。

  王承德曾看到一篇来自某县级医院的医学论文,称一年看了257个间质性病变的病例。作为全国知名的免疫专家,王承德坦言,这样的疑难杂症他一年也看不了几十例,“这么多病人都集中到一个县级医院是不可能的,纯粹是造假”。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医生晋升、评职称都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论文要求,不少人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外,不得不论文造假。只要掏钱,就有专门写论文的公司来帮忙”。

  面对一屋子有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委员,王承德话锋一转:“当然,我不是说你们的论文也是造假的。”这句话引来了满堂笑声。

  王承德委员介绍,目前在我国,医学生毕业后,一般要经历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晋升过程,除时间要求外,还需要专业外语考试、论文及参与科研项目等硬性条件。这大量耗费了医生的精力,治病救人本身则被放到次要的地位,“高职低能”就是由此产生的。

  王承德委员提议,相关主管机构成立联合调研组,制定一个合理的、适合中国临床医师的考核标准。

  关于“人”的话题,也一直是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委员的关注焦点。

  “作为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作为主要任务,把心思放在病人身上,这是基本原则。就算是苏格拉底誓言,从来也没说过要写多少论文吧。”在黄洁夫委员看来,现在的政策驱动容易导致一些医生把写文章看得太重要,把老百姓看病的感受看得太轻。

  “但另一个方面,医生要不要写论文呢?我觉得还是要的。假如一个医生,不能很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不能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一定不是个好医生。”黄洁夫委员建议,要在二者间找一个平衡点,把医生对病人的服务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附加一些论文要求。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委员透露,目前北京正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展医生薪酬制度、职称制度改革的调研,“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基层的人力资源不足。”

  而在全国层面,黄洁夫委员坦言,类似的工作还比较滞后。

  “医改总是集中在物,集中在钱,很少或是基本上没有集中在人身上。其实人是最关键的。”黄洁夫委员说。

  他以全科医师的培养举例:“一般人认为,全科医师要到社区去,实际上全科医师也是专家。可现在,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扶持全科医师,现有政策都是有利于专科,全部都是硕士、博士,没有办法了才去做全科医师。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正是这些全科医师。”

  “我讲过一句话,实际上,中国目前没有一所公立医院,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现在的医院,93%都要靠自己去挣钱发奖金、发工资、买设备,只有7%的钱是政府投入的,所以医院的整个结构就是趋利性的。”黄洁夫委员批评说。

  他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手术台上常用来止血的明胶海绵两元一包,里面有3片,足以止血。如今在三甲医院,用来止血的止血纱,不仅型号众多,而且价格昂贵。“你能怪医生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他不创收,在科室里工资就是最低的。”

  在黄洁夫委员看来,国家其实对医疗卫生投入不少,从2005年的8000多亿到如今的3.1万亿,“你不能老说政府不给钱,如果机制、体制不变,医改很难走出困境。”

  他曾深度考察过台湾医改。1995年,台湾开始实行医改。当时,80%的医院由政府创办,如今这一数字降至16%。其医改的核心就是,医保将三保合一,医院不向老百姓收钱,而是找保险拿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医院自动地走向了市场,台湾的民营医院,如长庚医院,成为许多地方考察学习的典范。

  “我们为什么学不了呢?为什么厦门办的长庚医院不成功呢?”黄洁夫委员认为,“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行。”

  他直斥目前存在于医疗界的乱象:“医护比例不合理,高级人才和中低级人才的配比不合理。现在一个医院里,教授是最多的,副教授也是满满的,主治医生很少,住院医生就更少了,这是一个很畸形的导向。”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1个教授,两个副教授,4个主治医生,8个住院医生。三五年之后,这些住院医生成熟了,老百姓就有资源了。”

  尽管对目前医改存在意见,黄洁夫委员仍表示要“帮卫计委说两句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这几年,卫计委为推动医改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大家对医改有个误区,好像就是卫计委没有做好,其实在医改过程中,卫计委只是一个部门,掌握方向盘的不是他们。我们有8个部门在管医改,卫计委是权力最小的,也是受指责最多的。”

  在黄洁夫委员看来,在医改层面,目前还没有摆脱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每个部门都做得很辛苦,包括卫计委,做了很多工作,可是,都没有做到关键之处。

  参与式治理时代,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将对公共决策的制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需要把热情的参与意识转化为出色的参与能力,在对政策、规定发表意见之前,先做一些基础性的研判,可能就会发现:政府的很多动议,实际上是有其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并不是为了“故意找骂”。

  克雷洛夫讲过一个寓言故事:天鹅、大虾和梭鱼把一辆车往不同的方向拉,“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管不着,只知道,大车至今仍在原处。”转型期的中国也像一辆满载梦想的大车,需要各方同向发力,不能互相掣肘。时下,政府正在努力地、更大程度地与公众分享公共决策的权力。未来公众必将拥有更多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学会客观、理性、公允地参与和互动,才能用好这种弥足珍贵的权力和机会,不断提高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最终在一次次相互磋商中,寻得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社会之善治。□ 李思辉

  “医改的关键还是在体制,要在‘人’上想办法。”黄洁夫委员说,对于医改,他仍旧充满信心。(本报记者 邢婷 雷宇 实习生 马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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