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总裁蔡澈未完成销售目标 能否治堵?

17/09/14

  工作合同一下子就延了3年,不少人会为之高兴,但是对于戴姆勒-奔驰的总裁蔡澈来说,却无异于当头一棒。蔡澈的总裁合同将于今年到期,按照惯例,董事会成员的工作合同一次应延长5年,但是这次却只有3年。奔驰监理会给出的理由听上去并不是针对蔡澈的:为了更好地管理好公司,如果董事会成员的年龄已经到了60岁,或者延期的任期内将达到60岁,那么工作合同就只能延长3年。不久之后就要庆祝60岁大寿的蔡澈自然第一个受到冲击。

  科隆近郊Bergisch Gladbach专科大学经济系的汽车专家布拉策尔认为,监理会是要通过这个方式不显山不露水地“敲敲”蔡澈的脑袋:你得努力!但是,这并不说明监理会对蔡澈不信任。布拉策尔对《图片报》表示,不管是3年还是5年,其实没有实质区别,因为蔡澈“不管怎么说都必须在2-3年之内证明他在接近自己定的目标”。

  2008年,刚刚担任总裁职务两年的蔡澈向戴姆勒的股东们保证,从2010年开始,公司平均销售利润率上升幅度将达到9%。奔驰甚至可达10%。2020年,戴姆勒-奔驰要赶超奥迪和宝马,成为盈利最多的汽车制造商。然而之后的经济危机把蔡澈的计划打乱了。当消费市场从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一步步走出来后,蔡澈将这一增长目标重新设定在了2013年。

  根据北京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容军的介绍,交通部门将研究小客车指标引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尽管目前没有最终方案,但容军说,可以借鉴上海车牌拍卖等方式。

  目前,北京是用摇号来限制车牌总量,中签难度大,去年的中签率一度低到0.52%,相当于190人中1人。之前有不少经济学家就说,拍卖车牌的方法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比摇号好。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拍卖确实提高了车牌配置效率,但未必符合限制车牌的初衷:

  然而,2012年企业的发展事与愿违。戴姆勒去年销售汽车220万辆,销售额达1143亿欧元,盈利为65亿欧元,税前盈利从前一年的90亿欧元降到81亿欧元。被竞争对手宝马和奥迪甩在了后面。

  2012年戴姆勒成绩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不如竞争对手。布拉策尔认为,中国市场开发是个关键问题,如果蔡澈无法让奔驰在中国站住脚,那么其他都是废话。日前戴姆勒决定购买中国北汽集团12%的股份,价值6.4亿欧元,希望藉此改变现状。

  其次,降低制造成本也是戴姆勒达到高盈利路上的一个障碍。去年,戴姆勒领导层宣布了一项一直要进行到2014年的节约计划,希望能够减小戴姆勒和宝马以及奥迪之间的距离。

  《斯图加特报》评论道:谁要想一下子达到所有的目标,而且同时减少人力或者提高工作速度,那么他就得接受员工士气低落,想要离开的现实。很多戴姆勒员工有这样的感觉,那些掷地有声的,之后即使付出最大努力也无法实现的目标预告,是为了给金融市场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给客户。这些目标预告无法让企业员工精神振奋。踩在员工背上奔向目标,而不是和员工一起前进,这种业务战略很明显已经失败了。

  毛寿龙:拍卖的方法跟治堵没什么关系,还可能让拥堵更加严重。因为它把车牌配置到需求强度更大的人手里,假定十万或者二十万拍到的,那肯定使用效率更高,车会用得更多一些,而摇号有可能把车牌摇到那些不太需要车牌的人手里。

  大城市治堵陷两难,关键在于适当疏解资源

  在毛寿龙看来,拍卖车牌的方式无助于城市治堵治污。其实,除了对车牌动脑筋,管理部门还出台了其他管制性政策,比如限行限购。另外,还有人主张用经济杠杆,比如北京市有关负责人最近提到的“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就引起公众热议。

  但无论哪种措施,治堵效果似乎都不明显,有报告显示,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导致的人均成本仍超过7972元,广州和深圳分别高达7799元和7253元。毛寿龙认为,现在的治堵措施“九龙治水”,主要是没有解决“政策目标不明显”这一根本问题:

  毛寿龙:政策目标并不是很明显。比如说一个人特别胖要减肥,但是真瘦下来了可能大家又着急了,那么对大城市来讲是一样的,虽说有那么多城市病,但如果一旦有一段时间城市真不堵了,我估计会更着急。大家又要想着如何去繁荣经济、如何让交通流量增加。

  因为蔡澈的总裁合同只延长了3年,另外一个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3年后谁来接过蔡澈手中的接力棒。从最近公司的人员调配上似乎已经可以嗅到一些气息。对戴姆勒-奔驰这样一个涉及领域广泛的国际大公司来说,总裁对各项业务都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而戴姆勒上一次从外面请人来当总裁,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斯图加特报》认为,奔驰正是缺乏这样的新鲜空气。

  戴姆勒公司创始人的名言“要么最好,要么不做”已经成为企业的座右铭,蔡澈还有不到4年的时间实现自己的目标,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了。

  那么,应该如何化解城市拥堵和区域经济发展这对矛盾呢?仍以北京为例,从2004年到2015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680万人,机动车保有量随之增长330万辆,增幅143%,而受空间限制,同期城市道路增长率仅为58%,所以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治理城市病除了国际上通行的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和运用市场手段外,还要将优质资源向其他城市群倾斜,打破大城市的空间限制:

  叶檀: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机会,使得人口无限度地膨胀。所以适当地让资源向其他的城市群倾斜,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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